2017 年 03 月 01 日2017 年 03 月 01 日電影語言 Filmlanguage

以戲為引：「二二八事件」70週年雜感

以戲為引：「二二八事件」70週年雜感／作者：陳山路

今年是「二二八事件」70週年。

1947年2月27日黃昏，國民黨專賣局緝私菸專員在台北街頭查緝走私香煙，煙販林江邁走避不及，林的私煙和現款被當局充公，當局人員更在查緝的過程中打傷了林婦，成為了「二二八事件」的導火線，引發出捲席全島的官民武力衝突。

在台灣電影史入面，要數最為人熟悉的，以「二二八事件」作背景的作品，當首推侯孝賢導演的《悲情城市》。侯導這部作品改編自報導文學作品《幌馬車之歌》，《悲情城市》無疑是台灣電影史中其中一部經典的、且必將會被列入電影史冊的傳世之作。然而若就時間和事件而論，《悲情城市》在劇情上，則有一個問題。如報導文學家、《幌馬車之歌》的作者藍博洲先生所指出，侯導在電影裡，含糊地處理了「二二八事件」和五零年代白色恐怖。

A City of Sadness (2).jpg — 侯孝賢導演，電影《悲情城市》截圖。

也如我們的作者陳山路在〈《超級大國民》簡介：一個遠去的時代，一種不死的希望〉一文裡所提出：『在《悲情城市》裡面，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，反映出在「二二八事件」前後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。在《悲情城市》最大的一個問題，是電影將「二二八事件」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。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，台灣作為「雙戰基地」，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，對所有認同「紅色祖國」或有左翼思想、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。』

在台灣藍綠相爭的政治格局下，藍綠雙方都試圖鞏固己方對該事件的詮釋權。國民黨的傳統論述，在蔣國府長期的反共國策下，將該事件起因歸究於台共黨人之煽動，或曰之為是「皇民造反」；在另一方面，自八零年代起，特別是在九零年代國民黨政權本土化後，台灣出現了愈來愈多的、至少有二百多種的有關「二二八事件」的論述。若換一個講法，可說這些論述是與「台灣意識」的發展同步膨脹。也是這樣，「二二八事件」也成為了新建構的「台獨史觀」的一個重要部份，與「戰後再殖民論」及「唯群族對立論」的論述不可分割。

「二二八事件」開始之初，即專賣局專員打傷小販一案，是偶發的事件。台共黨人如張志忠、如謝雪紅，在「二二八事件」捲席全島後，確有組織民眾、武裝民眾，但那不是一開始的事。國民黨當局將事件描述為共黨煽動，完全是不恰當的。這種說法，更像是為了掩飾「陳儀等接收官員及駐軍的濫權貪財、亂紀擾民」（林書揚語）這事實。

而國民黨另一所持的「皇民造反」之說，很諷刺地，在某程度上卻與台獨史觀有著相近之處。只不過一者是透過「皇民造反」正當化其鎮壓行動，而另一者則是以「戰後再殖民論」塑造「台灣意識」和「台獨史觀」。在陳映真先生的小說〈忠孝公園〉裡，陳映真曾借台籍日本兵林標這個角色，描繪日本在台推行的「皇民化運動」對島上部份民眾產生的影響，就如曾改名為岩政里男的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一樣，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裡表示自己在二十二歲前是日本人。然而，在台灣光復以後，有大批民眾組織歡迎國軍抵台，以後國民黨當局的亂政，當然是不能否認的，更甚者這更是「二二八事件」之所以會爆發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這裡要指出的是，將台灣所有反對國民黨亂政、暴政的民眾說成是「皇民」，完全是一種歪曲。

另一方面，自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始，島上的抗日活動並未停止過。噍吧哖事件、霧社事件、苗栗事件等等，到後來的文協、台灣民眾黨、台灣共產黨的創立等等，台灣民眾始終以不同的方式對抗日本的佔領，進行抗日、同時也必將是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的活動。而在台灣的抗日份子當中，更有許多是懷抱著中國認同，當時的台灣抗日青年，深切認識到台灣和祖國緊緊相靠的命運，這可以體現在在《好男好女》中鍾浩東、蕭道應、蔣碧玉等青年，在其時艱辛的環境下，遠赴祖國大陸，尋求加入抗日隊伍（侯導這部電影作品改編自藍博洲先生的《幌馬車之歌》。在電影中，藍博洲先生和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陳明忠先生皆有客串演出）。

1947年，當時的中國，全國各地都進行著「反帝、反飢餓、反內戰、要和平」的運動，而國民黨當局對國內民眾的鎮壓更是沒有停止過。「二二八事件」有如其時在大陸進行著的抗暴、爭取民主的運動一樣，也是全國解放戰爭的其中一環。就是在「二二八事件」發生的七個月前，中國民主同盟領導人李公朴和民盟委員聞一多，這兩名著名的愛國人士被國府特務暗殺。將「二二八事件」定性為國民黨針對台灣人進行鎮壓，是脫離於當時全國的實際情況的。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期間，白色恐怖受難人當中至少有四成是「外省人」，而當時的外省人僅僅佔全台灣人數兩成左右，也就是說，外省人受難的比例是相對地高。

有如台灣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在〈二二八～歷史的真相是什麼？〉裡所指出：「國民黨確實殺了一些台灣各地的知名人士，但殺得更多的其實是1950年開始的白色恐怖。二二八事件之後，像台中市那些教唱國歌的人，像陳明忠老先生，還有許許多多熱血的、愛國的台灣青年，都加入了地下黨，後來他們不是被槍斃，就是被送到綠島。真正摧殘台灣大批青年人才的不是二二八，而是白色恐怖。國民黨所以會殘殺這一大批台灣青年，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決定要跟著共產黨走，跟共產黨一起推翻國民黨的統治，重建一個更合乎大家理想的新中國。」

在「二二八事件」之後，如果真像「台獨史觀」所說般，這事件是國民黨對台灣進行再殖民，那又該如何解釋在「二二八」前後，還是有無數的像是許強、郭琇琮、鍾浩東、吳思漢、林如堉等這樣的台灣青年，對「紅色祖國」產生認同，並為之而奮鬥，且在最後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，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？

2016 年 03 月 12 日2017 年 06 月 05 日電影語言 Filmlanguage

《超級大國民》簡介：一個遠去的時代，一種不死的希望

《超級大國民》簡介：一個遠去的時代，一種不死的希望／作者：陳山路

在《悲情城市》裡面，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，反映出在「二二八事件」前後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臺灣社會的變化。在《悲情城市》最大的一個問題，是電影將「二二八事件」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。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，台灣作為「雙戰基地」，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，對所有認同「紅色祖國」或有左翼思想、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。

在韓戰爆發以後，蔣國府得以無顧忌的對在台左翼作出大規模的清洗。美國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，造成兩岸的長期分裂，而美日台的關係得以強化和溫存，再配合蔣國府在台灣進行的反共教育，影響了數代台灣人，也是現今台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的來由。

相較於《悲情城市》，萬仁於1996年的電影《超級大國民》則是講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在出獄後的經歷。

在《超級大國民》的初段我們看到「陳先生」在馬場町被槍決的畫面。而在後來的讀白裡面，電影的主角、因在審判時「出賣」戰友因此而終身自我責備的許先生亦提及到，「現在」的馬場町幾乎已經成為了青年公園、一片綠油油。如今在馬場町，有人在這裡散步、騎腳踏車，馬場町在台灣近代史裡面的意義、在這裡所發生過的一切，似已經成為被湮沒、遺忘的歷史。

在八零年代，部份白色恐怖受難人陸續的得到釋放。在陳映真的小說〈趙南棟〉裡的趙老先生，在出獄後，與同為白色恐怖的難友葉春美見面時，就曾感慨地說：「這個社會，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，沒有我們的台辭，叫我說些什麼哩？」按趙剛語，陳映真在其小說〈山路〉、〈鈴鐺花〉、〈趙南棟〉所寫的：「其實都是根據他七年牢獄中的經驗體悟，以及與其他左翼先行者的互動，他在多年之後把監獄中學習的東西轉化，處理他認為重要的歷史問題和思想問題。」

當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在出獄以後，有的選擇了遺忘、避而不談，也有的因此而精神受創。因政治而來的恐懼，亦是深遠的影響著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。許先生的女兒就因為自身經歷之故，而對丈夫打算參選立委此舉感覺到不安。但隨後，她的丈夫卻很坦白的對她說，他只視選舉和政治為一種長期投資。他搞政治並不像許先生一樣，並不是要追求些什麼理想。

不論是小說裡的趙先生，或是電影裡的許先生和陳先生，甚至是在侯孝賢鏡頭下的林文清，他們皆是因為對「紅色祖國」產生認同而遭受到逮捕的命運，甚至是因此而付出了生命。若迴避台灣歷史與中國大陸歷史的緊密連接，那定必無法理解到底是什麼支撐著趙老先生等人一直前行，反之亦然。

這也讓我想起在趙剛為《幌馬車之歌》第三版所寫的序裡，談論到在日殖時期潛回祖國大陸參與抗日戰爭的、後來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及其身邊的人所付出的愛：「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，在那個時代里，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，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。然而，《幌馬車之歌》能夠出第三版，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！」

侯孝賢與《幌馬車之歌》

台灣報導文學家藍博洲的紀實作品《幌馬車之歌》紀錄了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及其妻蔣碧玉的故事。在侯孝賢的電影《悲情城市》裡面，有許多的情節皆是取自《幌馬車之歌》。而侯其後的電影作品《好男好女》更是改編自藍博洲的這本文學作品。

在電影《好男好女》當中，其時臺灣正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。臺灣客家籍青年鍾浩東、其妻蔣碧玉、及友人蕭道應等潛回祖國大陸，參加抗日運動、投身革命事業。在戲裡有一幕，是鍾等人踏上祖國的土地以後，因語言不通而國民黨政府視為間諜，遭監禁半年後獲釋，方始真正能加入抗日的行列。這一幕我印象極深，而在藍的《幌馬車之歌》裡也有較詳細的紀錄。

在抗戰勝利後，鍾浩東等人回到了臺灣。因目睹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不堪，和也因自身的經歷所致，鍾思想逐漸左傾，除了認同「紅色祖國」以外，鍾亦參加了地下黨。

其後國共內戰形勢迅速逆轉，國民黨政府敗退至臺灣。1949年，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。1950年，韓戰爆發，美國第七艦隊駛進臺灣海峽。蔣國府開始對島內左翼份子、或左翼的同情者進行鎮壓。無數的左翼遭到了被逮捕、槍決的命運。

在鍾浩東被處決的那一天，他的難友以他最喜歡的歌曲〈幌馬車之歌〉為其送別。

以下摘錄自趙剛教授為《幌馬車之歌》第三版所寫的序：

『是在這個歷史、知識與倫理的大架構下，我企圖理解藍博洲書寫的客觀意義。當然，這樣說絕對不足以窮盡這本文學創作的其他意義。做為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，作者在史料的、時代背景的、人的社會關係的……精確耙梳與考證下，屢屢綻放出那專屬於文學的人道光輝。他書寫了鍾浩東和鍾理和的兄弟之愛、蔣碧玉與她三個兒子之間的令人心疼心酸的母子之愛、鍾浩東母親至死不知其子已亡的痴痴母愛，鍾浩東與蔣碧玉之間的沒有機會卿我的夫妻之愛──但那又是什麼愛呢？也許只能說那個夫妻之愛或男女之愛已是包覆在更大的同志之愛，以及更廣闊的同胞、國族與人類之愛當中了吧！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，在那個時代里，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，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。然而，《幌馬車之歌》能夠出第三版，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！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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